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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见,基因编辑技术的实用化在未来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随着这一技术的发展,整个社会所持有的伦理观会逐渐适应,可能到那个时候基因编辑将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到时候回过头来看,认为“否定基因编辑阻碍了科学技术发展”,也无可厚非。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生理学特别是对人体内部循环体系的认识,最早是通过偷尸体进行解剖才得以发展的,而这一做法显然有违当时的伦理观。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时的伦理观对基因编辑技术的“拖延”(我并不认为是“否定”,实际上之前新闻中多次提到,在前一次人类基因编辑大会上,已经达成了关于基因编辑技术未来发展路径的决议和需遵守的守则)是错误的,因为当我们“回头看”时,人择定理本身就已经把一些技术发展将会造成极坏结果的可能给排除掉了,而这是我们在“向前看”时所不能获取的信息。
经济学中,Real Business Cycle模型的一个经典结论就是,当未来存在不确定性时,理性人会过度储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解读为,如果未来是不确定的,那么采用(相比全知全能情形下)更加审慎的行为是理性的。这意味着,不能因为我们今天实现的禀赋比较高,就批评昨天的我们为何不多进行消费。
反过来,如果昨天我们“不理性”地多进行了消费,那么如果今天实现了较高的禀赋,我们是不是应该赞赏昨天的“不理性”行为呢?类比来看,如果未来基因编辑技术成为“主流”,是不是可以“正当化”本次贺教授的行为呢?
我个人的观点是,对于不理性的择机行动(discretion),即使在事后,也只能肯定其客观上对发展造成的贡献,但不应当鼓励或者赞扬。特别是一些较为可怕的例子,比如依靠在奴隶身上做实验发展的妇科手术技术,以及美国在比基尼群岛获取的核辐射影响数据等等。
《心理测量者 Psycho Pass》第一季的主题,即“如果系统无法判定某一个体的‘善恶’,就吸纳这一个体进入系统”,遵循着与人类社会同样的发展过程。这种做法其实有着数学上的合理性:从机制的角度说,这有点像“共轭梯度法”;从实际发挥作用的角度说,这有点像在数值优化过程中制造较大的扰动,以跳出局部极值的窠臼。如上所述,保守的做法——可以类比为守在某一局部极值附近——可能是(在期望上)不错的,毕竟人为制造扰动并不一定把我们带到更好的局部极值;但是人为的扰动又是把我们带到更好的极值附近的必要条件。仅仅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社会对这些科学疯子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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