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人以地域认知自己古代身份？

检验之星

为什么网上有的人觉得自己现在在西北古代就是匈奴，鲜卑部落之类的人，在南方就是百越，淮夷部落之类的人，在北方就是金国，辽国之类国家的人。还标榜什么长城防的就是他们，岳飞打的就是他们。他们难道没想过人口迁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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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寡欲

这是得分具体片区的，大体而言长江以南、山东、山西+陕北、河北中南部+豫北，这四个大的文化片区以秦汉魏晋的地域文化塑造自身认同是没什么问题的，以宋金元塑造当然也没问题。换句话说就是，这五个地区的居民是真的可以把自己的血缘上溯到秦汉时期的本土士族或农民，其他地区则不行。我们不考虑当地古代文化在现在的保留情况（实际上在社科学界也不存在什么纯粹的古代文化传统），仅以基因而论，就是如此。
详细解说一下：
①长江以南，很高比例的春秋楚越公族后代，而且楚越公族不止在湖北江浙老家，还进一步向南方扩展在闽语人口和粤语人口中爆出了大量后裔。
看这张楚越公族图，能明显看到最高频的是浙南福建一带，另外在观察其他地区，能发现很多有趣的现象，比如四川的湖广移民很真实、东北、西北腹地都有大量明以后驻屯当地的南方军户后裔，等等，这张图当然也证明了鲁中西+冀中南+豫北+山西是北方遗传最保守、保留先秦诸夏人口最好的地区。


②山东。实际上山东从最西的菏泽到最东的威海，秦汉土著遗存比例都很高。有些人可能会拿所谓家谱村志说事，一个久为流传的谣言是“山东村庄多为明代建立，所以山东人大多为外来移民”但实际上：




这是纯粹按照现代人所编纂之家谱而言的情况，可知虽然有些村庄自称移民建立（这其中已经包含了大量的清末民国攀附），但仍存在大量本地土著所建之元代或元以前村庄，且山东本区移民也在本省各地建立新的村庄。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就是在这份调查报告中族谱、村志所载土著比例高达83%的沂源，其姓氏结构和基因组情况和沂蒙山区周边丘陵平原各县无任何区别，方言也为典型的梯度渐变差异，可想而知所谓“山西移民”“色目女真移民”“江南移民”在当地的影响力多么微弱。
再看Y染色体，这里我们专以胶东为例，随便举几个例子：


共祖到南燕国，主要集中于青岛莱州一带，CTS2657下游的C-MF46267东莱王氏家族，大概率即晋末主导永嘉之乱的“东莱公”王弥后人，现在为东北三省战国以来第六大族。


三国名将东莱人王基家族，同样共祖到南燕国，现在是东北三省第十二大族，仅次于辽东佟。


共祖到东汉末年的东莱姜氏家族，此家族见我的另一篇文章，基本可以确定即商末周初辽西大凌河“己其”，战国辽东“箕子朝鲜”，现在为东北三省战国以来第二大族。

论文《烟台市上夼村出土己其国铜器》证实了己其春秋时期定都于烟台龙口。王恩伯论文《再说纪，己其，莱为一国》，证实己其和纪国虽然一个在半岛东部，一个在半岛西部，但其实是同一个国家。孙敬明论文《两周金文与己其史新证》进一步讨论了这两个问题，并指出己其在西周中期已经自大凌河流域南渡山东半岛，并通过青铜器铭文分析，证实己其公族本为姜姓。
青铜器铭文里己其本就姓姜，西周中叶定都于龙口，龙口正好又是胶东姜C的扩散中心，可知今日的C系胶东姜正是己其公族后人。
胶东姜既非姜齐赐姓，也非因道教缘由改姓，当然也非子姓，而是从商代获封贵族开始，一直完整地把自己的姓氏传到了今天。

另外还有海阳于氏、文登丛氏等等今日渤海两岸的超级望族，都共祖到魏晋时期开始大规模爆发，可见山东土著Y染色体的留存力很强。
另外说说菏泽，如果说胶东地区的望族是生殖爆发力强，而家谱看不大出来，那么菏泽更是奇葩：如果以明初为标准卡线，纯按家谱计算，则今日菏泽三分之二以上人口均为元末以前已定居于此之土著。另外三分之一“移民”中，还包含了大量来自青州、莱州、登州的本省移民。
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什么“山区保存，平原全灭”的提法，菏泽-曹兖大平原的人口也是以金元甚至唐宋土著为主。但是，一旦越过菏泽到商丘，土著比例就骤然跌落到40%左右，商丘以东以南的皖苏地区，明以前土著更是彻底忽略不计，完全的人口重建地区。
③河北中南部+豫北，一图流不解释，值得一提的是大名府是个奇葩，地处冀鲁豫交界无险可守的四战平原，结果土著比例高达100%。冀南豫北一带（还可以加上晋东南），同样是先秦诸夏贵族留存最密集的地区。此外，冀中南以土著为主且不论（保定、真定-石家庄金元土著留存率尤高），河北省接收的移民，主要来自山西、山后，根本不是某些浙江网友yy的江南......




④山西+陕北，本来就是著名的人口保存区，陕北还有匈奴刘氏这种从中古早期一直传到现在的超级胡人大宗，根本就无需讨论，虽然山西向外的移民确实是被严重夸大了。
<hr/>再说说为什么其他地区不行，有这么几个地区在金元战乱中人口损失尤其严重：①河南皖北苏北，②四川，③关中，④东北，这四个地区不但在金元损失惨重，甚至在明清易代之际也遭到了大规模替代。
①河南皖北苏北。实际上，熟读史料的人都不难搞清楚河南皖北苏北在唐宋金元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看史料：
旧唐书-朱粲传：

有众二十万。粲所克州县，皆发其藏粟以充食，迁徙无常，去辄焚余赀，毁城郭，又不务稼穑，以劫掠为业。于是百姓大馁，死者如积，人多相食。军中罄竭，无所虏掠，乃取婴儿蒸而啖之，因令军士曰：“食之美者，宁过于人肉乎！但令他国有人，我何所虑？”即勒所部，有略得妇人小儿皆烹之，分给军士，乃税诸城堡，取小弱男女以益兵粮。隋著作佐郎陆从典、通事舍人颜愍楚因谴左迁，并在南阳，粲悉引之为宾客，后遭饥馁，合家为贼所啖。

朱粲是亳州人，他治下的皖北苏北一带领地如此，再看同时期豫中南的秦宗权：

贼首皆慓锐惨毒，所至屠残人物，燔烧郡邑。西至关内，东极青、齐（秦宗权、朱粲流毒时，青、齐由王敬武家族管辖，此说不确），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贼既乏食，啖人为储，军士四出，则盐尸而从。

经历这两位河南皖北的“大能”如此折腾自己老家，《宋史 · 地理志》直言不讳，豫中南一带“经唐季之乱，土著者寡”：

唐、邓、汝、蔡率多旷田，盖自唐季之乱，土著者寡。太宗迁晋、雲、朔之民於京、洛、郑、汝之地，垦田颇广，民多致富，亦由俭啬而然乎！襄阳为汴南巨镇，淮安、随、枣阳、西城、武当、上庸、东梁、信阳，其习俗近荆楚。

这里的“太宗”就是宋太宗赵光义，换句话说，在北宋时期，河南黄河以南地区已经经历了一轮由“晋、云、朔”等山西河北移民主导的人口替代。
虽然北宋时期享受短暂的稳定，但到蒙古灭金之际，河南皖北苏北再遭大祸：
《元史 · 严实传》：

初，彰德既下，又破水栅，带孙怒其反覆，驱老幼数万欲屠之，实曰：“此国家旧民，吾兵力不能及，为所胁从，果何罪耶！”带孙从之。继破濮州，复欲屠之。实言：“百姓未尝敌我，岂可与执兵刃者同戮，不若留之，以供刍秣。”濮人免者又数万。其后于曹、楚丘、定陶、上党皆然。时兵由武关出襄、邓，实在徐、邳间，以为河南破，屠戮必多，乃载金缯往赎之，且约束诸将，毋敢妄有杀掠。灵壁一县，当诛者五万人，实悉救之。会大饥，民北徙者多饿死。又法，藏匿逃者，保社皆坐。逃亡无所托，僵尸蔽野，实命作糜粥，盛置道傍，全活者众。实部曲有逃归益都者数十人，益都破，皆获之，以为必杀，实置不问。王义深者，义斌之别将，闻义斌败，将奔河南，实族属在东平者，皆为所害。河南破，实获义深妻子，厚周恤之，送还乡里，终不以旧怨为嫌。其宽厚长者类若此。庚子卒，年五十九。远近悲悼，野哭巷祭，旬月不已。

山东军阀严实盘踞之东平、济南，财力有限，不可能次次靠金帛赎买从蒙古人屠刀下救人，史籍只载严实救下之彰德、濮州、曹、楚丘、定陶、上党、襄、邓、灵壁部分民众，可想而知被蒙古军径直屠灭的地方有多少。
河北河南遭蒙古军攻击的同时，王星光 郑言午《也论金末汴京大疫的诱因与性质》指出：

史载：“贞祐初，人争南渡而厄于河，河阳三城至于淮、泗，上下千余里，积流民数百万，饥疫荐至，死者十七八。”可见逃难民众数量之多。移民活动自迁都之后便持续不断地进行，直到金兴定五年（1221），宣宗告谕枢密：“河北艰食，民欲南来者日益多，速令渡之，毋致殍死。”吴松弟估算：“如果加上军户之外的普通民众，估计贞祐年间南迁的人口可能在三四百万人左右……移民的主要迁入地是今河南省境。”移民南迁进入河南境内后，便自发聚集到了临时首都汴京附近。

这是蒙古攻金过程中，河南皖北苏北一带已经经历了一次流民替代和聚拢，且“死者十七八”，此时河南皖北一带人口已经大量集中于汴京。《金史》载蒙古及河北、山东世侯攻克金国全境（当时只剩河南省）跑路目的地，金都汴梁：

汴民以上亲出师，日听捷报，且以二相持重，幸以无事。俄闻军败卫州，苍黄走归德，民大恐，以为不救。时汴京内外不通，米升银二两。百姓粮尽，殍者相望，缙绅士女多行乞于市，至有自食其妻子者，至于诸皮器物皆煮食之，贵家第宅、市楼肆馆皆撤以爨.......二月乙酉，以天子衮冕后服上进。又括在城金银，搜索薰灌，讯掠惨酷，百苦备至。郕国夫人及内侍高佑、京民李民望之属，皆死杖下。温屯卫尉亲属八人，不任楚毒，皆自尽。白撒夫人、右丞李蹊妻子皆被掠死。同恶相济，视人如仇，期于必报而后已。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人人窃相谓曰：“攻城之后七八日之中，诸门出葬者开封府计之凡百余万人，恨不早预其数而值此不幸也。”

河南、皖北人口经此“一战歼百万余人”之大难，又经此后河北蒙古、淮南宋廷、河南金国、山东红袄反复拉锯折冲，到南宋“端平入洛”时，河南、皖北已成无人区，军队无法从民间征粮，士兵被迫吃桑葚。

《齐东野语 · 端平入洛》：端平元年甲午，史嵩之子申开荆湖閫，遂与孟拱合韃兵夹攻蔡城，获亡金完颜守绪残骸以归，乃作露布以夸耀一时，且绘《八陵图》以献，朝廷遂议遣使脩奉八陵，时郑忠定丞相当国，於是有剩时抚定中原之意，㑹赵葵南仲、范武仲、全子才三数公，惑於降人谷用安之说，谓非扼险无以为国，於是守河据关之议起矣，乃命武仲开閫於光黄之间，以张声势，而子才合淮西之兵万餘人赴汴。六月十二日，离合肥。十八日，渡夀州。二十一日，抵蒙城县，县有二城相连，背涡为固，城中空无所有，仅存伤残之民数十而已，沿途茂草长林，白骨相望，蝱蝇扑面，杳无人踪。二十二日，至城父县，县中有未烧者十餘家，官舍两三处，城池颇髙深。旧号小东京云。二十四日，入亳州，总领七人出降，城虽土筑，尚坚，单州出戍军六百餘人在内，皆出降，市井残毁，有卖饼者云：「戌兵暴横，亳人怨之，前日降韃，今日降宋，皆此军也。」遂以为导，过魏眞县、城邑县、太康县，皆残毁无居人。七月二日，抵东京二十里札寨，犹有居人遗跡及桑枣园。初五日，整兵入城，行省李伯渊先期以文书来降，愿与谷用安、范用吉等结约，至是乃杀所立大王崔立，率父老出迎，见兵六七百人，荆棘遗骸，交午道路，止存民居千餘家，故宫及相国寺佛阁不动而已。黄河南旧有寸金堤，近为北兵所决，河水淫溢，自夀春至汴，道路水深有至腰及颈处，行役良苦，幸前无敌兵，所以能尽进至此，子才遂驻汴，以俟粮夫之集......且命杨义以庐州强勇等军一万五千人继之，各给五日粮，诸军以粮少为辞，则諭之以陆续起发，於是敏子领军，以二十一日启行，且令诸军以五日粮为七日食，盖惧餉馈或稽故也。至中牟县，遂遣其客戴应龙回汴趣粮，且如诸将议，遣勇士諭洛，独胡显议为不合，敏子因命显以其所部之半，以扼河阴。二十六日，遣和州寧淮军正将张迪，以二百人潜赴洛阳，至夜踰城，大譟而入，城中寂然无应者，盖北军之戌洛阳者，皆空其城诱我矣。逮晚，始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二十八日，遂入洛城。二十九日，军食已尽，乃採蒿和麵作饼而食之，是晚有溃军失道，奔迸而至，云：「杨义一军为北兵大阵衝散，今北军已据北牢矣！」盖杨义至洛东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数百歩外山椒，有立黄红繖者，眾方骇异，而伏兵突起，深蒿中，义仓卒无备，遂致大溃，拥入洛水者甚眾，义仅以身免，於是在洛之师，闻而夺气。八月一日，北军已有近城下寨者，且士卒飢甚，遂杀马而食，敏子与诸将议进止，久之，无他策，势须回师，遂遣步军两项，往刼东西寨，自提大军济洛水而阵，北军衝突，坚勿动，初二日，黎明，北军以团牌拥进，接战，我军分而为三，併杀四百餘人，夺团牌三百餘，至午不解，而军士至此，四日不食矣，始议突围而东，㑹范用吉下归顺人楚㻂者，献策曰：「若投东面，则正值北军大队，无噍类矣！若转南登封山，由均许走蔡息，则或可脱虎口耳。」事势既急，遂从之，北军即知我遁，纵兵尾击，死伤者十八九，敏子中流矢，伤右胯，几殆，所剩马死焉，徒歩间行，道收溃散，得三百餘人，结阵而南，经生界，团结砦栅，转鬬而前，凡食桑叶者两日，食梨蕨者七日，乃抵浮光，樊显、张迪死焉。

今日之河南、皖北、苏北在基因结构层面，也呈现出与相邻之冀中南、鲁西高度不同的特点：破碎、零散、晚近。相比依然保留了西夏李氏的甘青地区，皖北苏北河南一带存在着大量明朝甚至清朝才发展起来的大簇，看起来格外零碎，这些大簇大部分都来自山西、山东、江南各地，例如：


这个出产了孙家鼐（咸丰九年状元，帝师）、孙毓筠（同盟会员，辛亥革命淮上军首领之一，曾任安徽省都督）等近代史名人的家族，上游即山东省的一个王氏家族。类似此类六百年来居皖北，而上游在山东、山西的家族，不知凡几。

②四川。对四川相关史料不是很熟，但我可以透露一些新的消息，以及一些以往被忽视的细节。
首先，四川盆地人口在明末清初大灭绝，首当其冲的罪魁祸首其实是摇黄之类本地兵、匪、民互杀导致的社会秩序全面崩溃，张献忠、清军的确要负责任，但绝不是主要责任：

《烬余录》：四川死于献贼之屠戮者三，其死于摇黄之掳掠者二，因乱而相残杀者又二，饥而死者及二，其一则死于病也。
《蜀碧》：先是，流贼（摇黄）以献忠住成都，不敢掠川西；曾英拒长江，不敢过川南。惟川北、川东诸州、县恣意去来。山溪寨洞，十存一、二，都市士民，千存一二。久之，数百里寂无烟火，燕巢林止，虎入城市。贼掳掠无得，乃沿大宁、大昌、兴山、竹溪、兴安、紫阳、汉兴、石泉、西乡、秦蜀两界处，苟延残喘。及闻献忠诛，曾英死，整齐王张显，复踞巴州至保宁；黑虎混天星王高，复踞苍溪至保宁”。

史籍详细记述了明末四川流贼对本乡平民的残酷：

《蜀碧》：清顺治二年，乙酉(1645)，…‘摇黄’贼屠巴州、通江、东乡、太平、达州、梁山、新宁、开县各地方，人烟俱绝”；“摇黄”贼攻破长寿、垫江、邻水、大竹、广安、岳池、西充、营山、渠县、定远各州县，城野俱焚掠。炮烙吊烤后，尽杀绅士及军民老弱男妇，掳其少妇幼子女入营。所获壮丁，用湿牛皮条绳之，文其面背，无人得脱。积尸遍地，臭闻千里。每以小儿抛空中，下用长枪刃接儿承之，使儿横签刀上，手足抓跑如飞状。众则哄然大笑。又见将人活绑树上，于肘下戳洞，盘出其肠，缠其身以为乐。又见将小儿提手足，以儿头撞钟，鸣则髓出，众皆称快。
《蜀警录》：有乡绅范文光弟，奉其母太夫人诣公求济，赠以斗豆，米数升。归夜，即为恶邻所劫。并杀其弟为资。太夫人老弱无肉，乃舍之去。太夫人奔控，公发兵捕至，解验，有腌人肉数方，壮如腊羊。

但是这里也必须指出一点，注意到前面《蜀碧》的“山溪寨洞，十存一、二，都市士民，千存一二”，可知四川盆地城市人口全灭，边缘的山区还是余有一定比例的土著人口，那么为何说四川之蜀人被替代，主要原因是，湖广、江西、客家移民进入太快，很快就占据了四川盆地各主要精华地带，而导致边缘区域之蜀人遗民无力再收复故土。
根据目前蓝海论坛老谭友风虎云龙、复旦方面放出的消息，对三星堆遗址的测序已经在进行，而据复旦方面消息，三星堆遗址中墓葬的测序结果，可以概括为“七彝三苗”，类藏缅-彝族成分占主体，辅有一定比例的西南苗族成分，而与现代四川人差别很大。这一发现，与齐家文化人群基因测序极高的藏缅属性是吻合的，由此可知三星堆应当为南下之甘青古人建立，而与今日之四川人来源不同，但是，中古蜀人，作为古蜀与中古南下之关西大族的结合，藏缅信号应该是远较现代四川人为强。
然后，四川在金元之际的人口灭绝：

北宋崇宁时，眉州有户约7.3万，按每户为5人的最低比例计算，约合36万人，这个人口数值在蒙宋战争以前应该不会明显减少，因为在这期间，眉州地区并未有大的变乱发生，然而到了南宋咸淳元年时，“眉州（苏东坡的故乡）荒废已久”。此后，天府之国四川彻底沦为宋蒙双方的主要战场，蒙军“屠成都，焚眉山，蹂践邛、蜀、彭、汉、简、池、永康，而西川之人十丧七八矣。”
残酷的屠杀和战乱，使得“蜀土数罹兵革，民无完居，一闻马嘶，辄奔窜藏匿”，而成都更是被彻底荒废，沦为鬼城数十年。根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南宋绍兴三十二年四川的户数为264万，假如按照每户5人计算的话，则南宋初年四川人口总数大约为1320万人。如果按照一户7口人，则总人口大约2000万左右。然而根据《元史世祖本纪》记载，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即1282年，四川全省仅有十二万户。
也就是说，蒙古军南下前夕四川的1200万人口，最后被杀到只剩下60万。

队长是我

因为他们总是自作多情，以为自己和人家是一家子了，是的我这里就是指的某些自我身份认知出现问题的东省汉人

同花顺

因为有“版图中国论”这个理论为他们背书。
所谓“版图中国论”，通俗来说，它就是个先射箭再画靶的游戏：在地图上画个圈，规定这个圈内的叫“中国”，上至三皇五帝下至21世纪，凡是在圈内的政权，不管他是阿猫阿狗还是三体人，统统是中国；凡是圈外的政权，哪怕是亲兄弟也得算外国。
所以按照版图中国论，就会出现朝鲜越南三宣六慰不算中国，但叶尔羌、喀喇汗、亦力把里算中国这种地狱笑话。
但版图中国论者忘了，画圈谁都会，你能画个圈叫中国，地域主义者也能画个圈叫某地；
你觉得辽金元清乃至叶尔羌喀喇汗是中国人的祖宗，地域主义者也能说匈奴鲜卑百越是本地人的祖宗；
你觉得朝鲜越南三宣六慰跟中国无关，地域主义者也可以说宋明甚至汉唐跟本地无关；
你说施琅是国家统一的英雄、岳飞是抗拒统一的军阀，地域主义者也可以说卫霍是侵略、靖康是大捷。
——无非就是画圈嘛，你能画大圈，我也能画个小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
而地域主义者画小圈的最终版本，就是某省的“XX圆”史观：
你说这个大圈就叫中国？我也说这个小岛就叫某省；
你说辽金元清也是中国？正好，我也觉得日本荷兰甚至什么大肚王国之类也是某省；
你把三宣六慰踢出中国？那我把秦汉唐宋踢出某省也不为过；
……
本质上，无论某省的“XX圆”，还是某地的“大满洲”，又或者某音上的“霍去病打的竟是我”，其实跟“版图中国论”是同一种东西，圈大圈小的区别而已。
所以回到问题，为什么有人以地域认知古代身份？
一个从小学习版图中国论的人，既然能把辽金元清当中国人祖宗，那么把匈奴鲜卑百越当本地人祖宗，有什么奇怪吗？

卡卡

因为铺天盖地的“快餐历史”夸大了秦汉以后的人口迁徙，尤其夸大了南北迁徙，所以你有这想法很正常。
事实上，除了四川和东北，其他人口密集区，还真是先秦土著为主，移民也基本是300KM以内的。


秦汉以来的北方第二大人口家族，汉初爆发于河北。两千多年了，跨过长江的后代可以忽略不计，可知秦汉以后南迁的北方人有多罕见。
秦汉以来的北方第一大人口家族是汉朝宗室，这个家族在南方的人口也极多，比北方还多。然而南方的汉室宗亲基本是长沙王的后代，北方诸王的后代最南也就到北纬30度。


长沙王的后代比北方诸王加起来还多得多。由此可见，汉初至今，北方的传嗣率远低于南方，可以说是数量级的差异。所以南方人口激增的主因很明显是传嗣率高，而非北人南迁。


就算把目光瞄向先秦爆发的父系，多数也会出现强烈的地域特征。比如周天子的后裔依然集中在北方，且以汾渭谷地为核心。


越国公族的后裔仍以越国故地为大本营，高频分布的北界与秦岭淮河线基本重合。细心的还能发现，越国后裔是姬周后裔的6倍多，南北传嗣率的差异可见一斑。


如果觉得父系遗传标记不够有说服力的话，可以看常染色体。现代北方人比唐朝长安人略偏南，比新石器和青铜时代的北方人明显偏南。
可惜没有历史时期南方各地的常染色体。
但是可以发现，现代福州人是新石器福州人和北方人混合后裔，并且更偏向新石器福州人。
也就是说，即便推到新石器和青铜时代，福州的“北方移民”也不过半。
而新石器晚期和青铜时代是“仰韶混龙山”统一北方，生产力爆炸导致人口激增，并且成规模南下的时代，南方的大多“北方成分”在此时到来。
那么秦汉以后的移民还剩多少，就无需多言了吧。

清风寡欲

因为塞国去民族主义教育，主要强调国族叙事，民众民族意识比较模糊，现实的地域差异不容易对异乡“同族”共情，某些地区三又族本地“异族”在文化属性上比异乡同族更接近，这种在地化的结果导致追溯历史会以地域认同为锚。如果是现实地域族群隔阂很大的地区，那么民族认同依然大于地域认同，譬如西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