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乘风从业内人士处获悉:西门子医疗中国区实验室解决方案负责人王皓峰离职。 由于截至本文发出时,尚未看到企业对外发布的正式任免公告,这一信息仍应以“业内消息”口径审慎看待,具体请以企业公告为准。 但这条消息依然值得被放大讨论。因为在当下的中国IVD市场,外资巨头的实验室业务早已不是“稳态经营”,而是在控费逻辑、价格治理、国产替代与组织效率多重压力下的体系对抗。 关键岗位负责人的进退,往往映射的不是个人选择,而是企业对中国市场打法的再校准。 他不是来“卖产品”的 而是被寄望来“搭系统”的 公开信息显示,王皓峰于2024年3月7日加入西门子医疗,担任中国区实验室解决方案负责人,并直接汇报给西门子医疗亚太区实验室解决方案负责人林日升。 这类任命的核心含义,往往不在头衔,而在任务:把“实验室解决方案”从一条产品线的经营,提升为一套系统能力的交付——既要穿越控费周期,又要把本地化、产品组合、渠道下沉与服务交付做成可复制、可持续的增长模型。 而王皓峰的履历,恰好契合“系统型任务”的画像:从航天研发与项目管理体系出身,到在达索系统负责大中华区业务,再到担任生物梅里埃大中华区总经理,并曾主导生物梅里埃对长光华医的收购。 这条路径最强的地方,不是“懂不懂某个单品”,而是能否把研发、质量、制造、本地法规、供应链与商业化组织拧成闭环。 换句话说,他更像是来“搭系统”的,而不是来“卖产品”的。 如果离职属实,外界真正该问的也就不是“他去哪”,而是:这套系统搭到了哪一步?它是否已经足够成熟到可以被组织延续?还是说,路线本身正在被重新计算? 外企中国实验室业务的难题 不是市场问题,而是经营模型问题 判断一个岗位变动是否“重要”,关键不在热度,而在它触及了哪些底层变量。 站在中国IVD行业的现实坐标系里,外资实验室业务至少绕不开四道硬题,而这四道题,几乎都指向同一个结论:旧打法正在失效,必须重建经营模型。 第一道题是本地化到底是口号还是模型。 在控费与不确定性上升的环境里,本地化不再只是“成本优化”,而是交付确定性、合规确定性与供给韧性的底层能力。外企能否在中国把制造、试剂、供应链与质量体系做深,决定的不是“形象”,而是“能否穿越周期”。 第二道题是价格治理下,产品组合如何自洽。 当“高毛利、低弹性”的时代走向尾声,外企要么用系统方案对冲单项降价,要么用效率、质控、临床路径与服务交付把价值抬回去。实验室解决方案负责人天然站在矛盾中心:既要守住价值,又要承受价格现实;既要推动结构升级,又要面对短期业绩压力。 第三道题是渠道与大客户,靠什么赢。 中国市场从“装机驱动”转向“装机+耗材+服务+运营效率”的综合竞争。外企过去擅长的品牌与学术势能,在预算约束与采购规则变化面前,会被迅速折算成更硬的指标:全生命周期成本、交付速度、菜单完整性、售后响应与运营效率。大客户管理与商业转型,不再是“加分项”,而是“生存项”。 第四道题是国产崛起后,外企的胜负手在哪里。 对外资而言,真正危险的不是“某个单项被追平”,而是国产头部把全栈能力做出来:平台、菜单、交付、渠道、服务、投放节奏一旦形成体系碾压,外企就很容易陷入“高成本结构+被动降价”的双重挤压。此时,外企如果还停留在“产品优势叙事”,就会越来越被动;必须回到“系统能力叙事”。 因此,如果王皓峰在2026年1月前后离职且属实,它更像一次“路线切换的信号”:外资实验室业务在中国,正在进入一个阶段——口号仍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组织、资源与授权是否匹配新的经营模型。 接下来更重要的事情 是接任者代表的路线 真正值得行业关注的,不是这条消息本身,而是后续的两件事。 其一,西门子医疗是否会发布正式任免;其二,接任者的背景画像——更偏销售推进、更偏运营交付,还是更偏本地化与质量体系。不同的人选,往往对应不同的路线权重。 如果说过去外企还能凭借品牌与产品惯性稳住大盘,那么现在决定胜负的,是组织能不能把“系统能力”落到每一家医院、每一条产线、每一次交付、每一张回款单上。 中国IVD的新周期,拼的不是谁讲得更好听,而是谁把模型跑得更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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